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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 | 方红
撰文 | 陈翊思
编辑 | 王迪
我在大庆油田一个“石油家族”中长大。在家人眼中,成为油田职工,象征着安逸与稳定的铁饭碗可以代代相传,羡煞旁人。我在这样的环境中,拥有的选择权几乎为零。
高考那年,我被迫选择油气储运专业,进入一个不喜欢的领域,反抗的方式却是自甘堕落,翘课打游戏成了日常,重度抑郁让我憔悴不堪。
有人说,当你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,你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勇敢,因为你不再害怕失去了。2016年,毕业一年后,我做出了人生中最义无反顾的决定——重新回去高考,完成当年未遂的学医梦。
被扼杀的理想我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大叔大娘和舅舅,全部都是大庆油田职工,与我同辈的堂哥,在毕业后也踏入了这套被设定好的人生程序,接过父辈接力棒,成为一名油田职工。在家人眼中,这是一个顺理成章、水到渠成的未来走向。
我第一个被扼杀在摇篮中的职业梦想是画画,从小学起我就开始学美术,虽然父母只是为了培养我的课外兴趣,但我却很快入迷了,即使在教室里上着语文课,我也忍不住偷偷拿出画笔,趴在课桌上画画,被老师发现了将近十次也屡教不改,最后她忍无可忍,把我遣回家去找家长。
这个爱好我一直维持到上高中,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跟爸妈说,我想去考美术学院,他们一开始觉得我在开玩笑,没理会,让我一边玩儿去,我有点恼怒,提高了语调说:“我是认真的,我以后想画画!”他们这才反应过来,不可思议地看着我,扯着嗓子喊:“画画?多没出息!不务正业的玩意儿!别想了,没门!”等我再想据理力争,爸爸手中的棍子已经朝我挥过来,这场谈话以我挨了揍告终。
艺考的路子被无情堵死后,我只好把心思放在文化课上。从初中开始,数学和物理就是我的短板,我学起来很吃力,排名一直游走于班级垫底水平。但我的文科成绩一直不赖,在我们重点高中九百多人中能维持在一百名前后。高一下学期分科时,文科尖子班的班主任特意找到我,夸我是个不错的苗子,劝我选文科。我当时内心也希望进文科班,很快跟她达成了共识,但一想到爸妈威严的样子,我又瞬间没了底气,给老师的答复也很直白:“老师,我也想学文科,但我做不了主,你找我爸妈说去吧。”
老师真的给我爸打了电话,我爸越听脸色越不对劲,匆匆敷衍了几句,挂掉电话后就开始生气地念叨:“这老师怎么回事?劝学生去读什么文科?文科能找到工作吗?怕是收了谁的钱!”无奈之下,我带着糟糕的数学物理成绩,进入了理科普通班。
后来,我又发现自己对生物很感兴趣,越学越带劲儿,好几次模拟考都得了满分,班上的同学碰到不会的题,会第一时间拿着书本跑来问我,老师也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,表扬我的作业和成绩,这种成就感让我暗喜,心想说不定以后在这领域能干出点什么大事来。
在报专业那段时间,哪怕我知道爸妈已经做好决定,让我报石油类的专业,毕业后分配到“铁饭碗”,我也还是小心翼翼地告诉他们自己想要学医,但小小火苗很快被大伙群起掐灭——“学医本科毕业不考研你找得到工作吗?”“30岁都还没解决个人问题”“没人脉进不去大医院”。
家人如此激烈的反应,让我感觉想学医仿佛是一件很离经叛道的事情。父母的强势我已经领教了十八年,心里清楚得很,跟他们对着干的结果,就是得挨揍。胳膊拧不过大腿,我最终还是妥协了,放弃报考医学专业。现在回想起来,当年父母压根就没给我商量的余地,直截了当地做了报石油专业的决定,而我只是服从的那一个。
虽然我的家人几乎都是油田职工,但我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,小时候知道爸妈去油田工作,但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也说不清楚。只记得他们工作很忙,没什么时间陪我,我是被奶奶带大的,妈妈有时候还得倒班,晚上也不回家。他们偶尔也会在饭桌上讨论工作的事,但我都不爱听,只觉得离自己很遥远。
记忆中我去过一次他们工作的地方,唯一的印象是,身边全是大大小小的仪器,轰隆隆地在运作着。报专业时,我的父母将这份职业描述得天花乱坠,亲戚们也轮流给我灌输这个专业前景好的观念,告诉我只需要天天坐着上班,就轻松拿工资了,也不用担心下岗。
那时候网络远不如现在发达,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少,家人这样说,我就这样信了。其实他们口中描述的工作状态,并没有激起我对这个领域的兴趣,但我当时心里悄悄打起了小算盘——这份工作那么安稳悠闲,我可以有空余的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,说不定还能把画画当个副业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,这份工作原来是要去到现场,天天风吹日晒,工作时间也没有他们说得那么灵活自由,而最关键的是,他们还隐瞒了一个很让我懊恼的事实——这个专业得天天算数写公式、物理建模,这是数学物理只有三四十分的我,在本科四年期间痛苦的主要来源。
挣脱“铁饭碗”从填报油气储运专业的那一刻起,我四年本科煎熬的时光便开启了。
刚开始,我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也充满了期待与憧憬,幻想着能学到扎实的本领,结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,充实地过完四年。但这样的期待只持续了短短半个学期,我发现自己在课堂上怎么也听不进去老师的话,看着黑板上满满的算数公式,我要么会不由自主地分神,要么就趴在桌子上犯困,枯燥的课堂让我的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。老师课后留的作业,我完全想不到解题的思路,总是盯着题目长时间发呆、放空。我渐渐陷入了越学越差、越差越不想学的恶性循环。
在那段时间里,我消沉于一无是处的自我定义中。终于,我下定决心去找辅导员,提出了退学申请,但是她告诉我,退学需要有家长的签字同意。于是我又跟爸妈提出了退学,我带着恳求的语气对他们说:“我对这个专业真的没有一丁点兴趣,也完全学不进去,你们就帮我签字让我退学复读吧!”
他们狠狠批了我一顿,反复数落我,你知道毕业包分配进油田,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来吗?我那些同事的孩子,高考分比你低那么多,人家不照样能毕业?你就是不努力不上进。我没辙了,内心还产生出一股消极的逆反情绪,那我就不努力给你们看看。
我不再写作业,心安理得地借室友的作业来抄,慢慢还迷上了打游戏,享受在虚拟世界中收获久违的成就感。我干脆课也不去上了,整天宅在宿舍打游戏。懒得出门,就让舍友帮我带饭。后来我嫌宿舍的网络不够快,就跑到学校旁边的网吧,一玩就是大半天。有时候室友给我通风报信,说老师开始点名了,我才飞速奔回学校,狼狈地溜进教室签到。
因为我对专业知识一窍不通,期末考试几乎都不及格,挂科是家常便饭的事情。这种“咸鱼”(生活)贯穿我的本科四年,直到大四上学期,我总共挂科八门,绩点只有1.7。我以这种消极的方式,试图对父母的强势权威做出反抗。
大三上学期,我们学院组织了一场社会实践,我跟着专业班的同学一起,来到大庆技校的工厂,开始了体验和实习。我住在一个女生四人间,宿舍的墙壁是灰蒙蒙的,还印着潮湿的斑点,天花板上的墙体有些剥落,窗户是关不紧的,有风吹过就吱呀吱呀地响。整栋宿舍楼共用一个巨大的卫生间,洗澡要走将近两公里,里面挤满了人,有些人嫌路程远,干脆不洗了,酸臭的汗味在闷热的空气中弥漫。我们早上七点半集合,吃过早餐就去工地现场,我一般逮着机会就偷懒,常常在旁边看着同专业的同学在太阳底下干活,内心要多绝望,就有多绝望。
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,从2015年开始,我们油田的子女就不直接分配了,一个渠道是先通过油田的初试,再经过一年的培训分配到各岗位,另一个就是直接参加正常的招工考试。当我爸妈打电话通知我的时候,我当下的内心反应是“太好了”!电话那头的他们听起来很是失望和担忧,但我的语气却是掩不住的兴奋,心想终于挣脱了“包分配铁饭碗”的束缚,这份自由来得虽然迟了一些,但起码我不用再被牢牢地被钉在油田子女这个框子里了。
我们全班都没有通过油田的初试。但后来,我父母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的消息,说石油专业的研究生还能赶上包分配政策的末班车,坚持让我回到油田的他们,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干涉——劝我考研。
我一开始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,连连摇头表示不愿意,我心里很清楚,以自己的水平去考研,只能是白费功夫,事实上,我的大学数学只有20分,那会儿还在挂科状态。但他们没把这当一回事,还是反反复复地用“同事子女都能考上”的例子来佐证“是我不够努力”的观点,并开始自顾自地为我规划起了考研的准备事项。最后招架不住日夜唠叨的我,再一次妥协,连考了两次本专业的研究生,但都卡在数学这道坎,落榜了。2015年,我勉强毕业,父母似乎也接受了我与石油无缘的事实,没再提考研的事情,他们开始建议我去找其他的工作。
成为“插班生”
2015年七月,我开启了短暂的求职生涯。由于自己没有扎实的一技之长,我把目标投向了保险和卖房的工作岗位。但没想到,大学四年自我封闭式的生活状态,让我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能力大幅度退化,我变得不善言谈。没过多久我就待业了,无所事事宅在家里,看不清人生的方向。
我重度抑郁了,内分泌失调让我看起来憔悴不堪,像苍老了好几岁,只能每天吃着医生开的药物来治疗。爸妈没把我的这个病当一回事,依旧是逮着机会絮絮叨叨地数落我,我索性把自己锁在房间里,几乎一整天都闭门不出。那时候我暗恋着一个男生,被他的性格所吸引,常常有意无意地接近他,找他聊天。我没想到,在我们慢慢熟悉之后,他开始对我人身攻击,用很难听的话,说我不勤奋不上进,言语中表露着我配不上他的嘲讽。我的心情低入谷底,回想自己上大学以来又丧又颓废的生活,被迫进入不喜欢的领域,反抗的方式却是自甘堕落,浑浑噩噩地浪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,如今二十四岁了,却一事无成,连追求爱情也被嘲笑。我放声痛哭。
也就是那时候,我决定重新高考,并将这个决定告知父母。或许是想着破罐子破摔,一向强势的他们这次终于选择了退让,不再干涉我的意愿。这让我一下子充满了动力,似乎得到了一个重生涅槃的机会。我拿着自己的大学毕业证书和当年高考的成绩单,找到家附近的一所高中,向校长说明了复读的来意。校长先是愣了愣,瞪大眼睛向我确认:“你都读完大学了,还回来高考?”在来时的路上,我已经预料到对方的这种反应,因此做足了心理准备。我用力地点点头,注视着他的眼睛说:“是的,我想给自己多一次机会,麻烦帮我申请到高三的班级吧。”
整个申请的过程并不复杂,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,填好申请表单,交住宿费和学杂费,去办公室领取资料,一系列操作下来,我正式成为一名24岁的高三学生。时隔五年重回高中校园,为了融入这个久违的环境,我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改造。我狠下心剪短了及腰的红棕色长发,染回了学生时代的乌黑色,将高跟鞋收起来,拿出了已经沾上灰尘的帆布鞋;我把手机里的游戏全部卸载,再跟舅舅借来一台年代有些久远的按键机,可以带去学校通讯;我桌子上的化妆品和护肤品,也一夜之间被一叠高高的教材资料取代。
尽管一切准备就绪,在最开始的那几周里,我还是经历了阵痛期。同学们发现班上多了一名长相成熟的插班生,纷纷投来异样的眼光,有些偷偷在背后议论猜测着我的过去,胆子大一些的就直接来到我跟前,问我为什么那么大了还回来读高中。我最初会耐心地将我的经历分享给他们,包括选专业、挂科甚至是抑郁,但他们似乎对这些事情并不感兴趣,往往是听到一半,就将话题转移到追星上。
慢慢的,我发现已经出社会走过一遭的自己,与身边刚成年的同学有着很大的“代沟”,比如他们会在讨论到某位明星的轶事时激动地尖叫,会因为老师的一个小小口误而捧腹大笑,或者对学校临时调课的通知大惊小怪。而在这些时刻,我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,在这群“闹腾”的小孩中,我总是一副无动于衷的姿态。我也不愿意自己假装兴致勃勃地去融入到他们的圈子,我成了有些格格不入的“独行侠”。
但我并不觉得孤独。相反,我更加专注地投入到学习中,跟大学时恍恍惚惚的日子相比,我感到无比充实。我清楚自己做出这个选择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代价,但也正因为如此,我比其他人更加有动力。我每天雷打不动地六点半出门,坐校车到学校,晚上九点回家,洗完澡后看一会儿书,十一点准时睡觉。这样规律的生活,使我内心平静又充满力量,我不再患得患失,我告诉自己,无论高考结果出来是怎么样,我都会选择医学专业,不会有任何遗憾。我的抑郁症慢慢好转,痊愈。
图片来自受访者
2017年,25岁的我如愿考上了大理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,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曾在考前背书背到凌晨,也体会到了那些“劝人学医,天打雷劈”调侃背后的辛酸,偶尔打听到当初跟我同届的同学,有的已经升职加薪,有的也已经成家立室,自己心里难免会有点落差。但我都能够很快地平复心情,我很清楚自己在为了什么而努力,我告诉自己,追逐理想什么时候都不算晚。
(方红为化名,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为《全城高考》剧照)